海納百川》重新認知民企 提振民企投資(易憲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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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不佳,中共在面臨20大召開之際, 必須營造良好的經濟氛圍,最近已不再提起曾震撼大陸企業界的「共同富裕」,而是強調經濟上「穩增長」。(圖/新華社)

民營企業的投資預期轉弱是中國經濟預期轉弱最爲主要的方面,從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來看,民營經濟的固定資產投資,儘管佔全國整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2013年的57.9%到2020年爲55.7%,其變化幅度非常小,但是其增長速度則從2013年20.1%下降到2020年下降的1.0%,下降幅度之大是前所未有的。2020年和2021年兩年年平均不到4%,2022年上半年爲3.5%。這意味着民營企業對未來中國經濟的信心不足,沒有意願增加資產投資。

民營企業爲何對未來中國經濟信心不足?儘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多重的,但政府對民營經濟認知上的偏差則是最爲重要的方面。最近國家資產管理委員會發布兩個公告,竟然有500多家民營企業假冒央企或國企經營,出現了500多家假央企。這實在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及非常具有諷刺意義的現象。

爲何這樣多的民營企業要假冒央行或國有企業來經營呢?40多年來中國經濟奇蹟歷史證明的,中央、國務院反覆強調,民企在國民經濟中有着不可估量的「56789貢獻」,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而且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是中國共產黨集40多年改革開放經驗教訓總結的一項極其重要的原則。如十九大報告指出,「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製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是中國共產黨對「兩個毫不動搖」方針的再次重申。可以說,在現實的經濟生活中,假央企的出現不僅意味着「兩個毫不動搖」的基本原則受到嚴重衝擊,也意味着所有制的歧視性可能會十分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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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現實中,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比所估計的「56789貢獻」要大得多。從中國企業聯合會和中國企業家協會每年發佈的「中國企業500強」榜單來來看,在2010年,上榜的民營企業數量爲175家,約佔三分之一,而在2021年的榜單上,數量已達249家,佔比達50%。在企業的經營業績上,民營企業人均營業收入、人均利潤、負資產利率分別是國企整體的1.24倍、1.51倍、2.68倍,民營企業經營效率遠高於國有企業。這也意味着,經濟越是發達與繁榮的省份,民營經濟佔GDP的比重越高。比如,湖南、福建、浙江、江蘇、廣東等省民營經濟佔GDP的比重分別達到了75%、69%、67%、58%、55%。

還有,從7月份公佈的「2021年新經濟500強」榜單,民營企業數量爲422家,佔比84.4%,呈現爲絕對優勢的格局。其中,在前20強中,有18家爲各個領域的民營企業。截至2021年6月,中國共有民營上市公司2819家,佔我國境內上市公司總數(4386家)的64%。其中,科創板民營上市公司佔比80%,創業板民營上市公司佔比86%。到2022年9月1日,北交所累計上市110家企業,其中民營企業佔比90%。今年8月,工信部的第四批4397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其中民營企業佔比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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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的資料可以看到,中國民營經濟的重要性並非「56789貢獻」可概括的,無論是從企業的經營業績來看,還是從企業的技術創新來看,民營經濟不僅成了中國經濟的主導力量,而且也正是引導資料經濟的發展。如果中國政府的經濟政策不是以市場化、法治化的方式讓民營經濟這股主導力量得以充分的發揮,而是對民營經濟採取所有制歧視,那麼這必然會改變民營企業的行爲方式,改變民營企業的市場預期。500多家假央行的出現,就是這種所有制歧視的一種反應。

可以說,近幾年來,儘管「兩個毫不動搖」的基本原則在中央文件中一直在強調,但在具有的經濟政策上、資源配置上、政府對民營經濟的治理上,處處體現爲「國進民退」態勢。比如,對國有制佔絕對主導地位的銀行業,政府不僅不斷向銀行業注入大量的實體性資源,也注入大量的政策性資源,使得上市銀行的利潤佔整個上市公司利潤一半以上,中國銀行業可以躺着賺錢,但中國幾家宇宙大行的股價永遠是處於低位(因爲這些宇宙大行要承擔政府某些責任)。還有,最近一年多對中國大型平臺企業的「強監管」,在相關文件中,政府就強調平臺經濟要多種所有制並行發展,強調國有企業要佔有一定比例。所以,一年多來,政府的「強監管」的治理,對平臺經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導致平臺企業的行爲方式及預期出現重大調整。但實際上,對於互聯網行業或數字經濟來說,在市場發展初期,無論是實體性資源還是政策性資源,國有企業基本上處於絕對優勢地位。比如中國電信業,在政策上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等國有企業都處於絕對優勢壟斷地位。中國的半導體制造,政府也通過舉國體制對其進行海量資金投入,但是在國有體制下,根本就無法發展出一傢俱有創新的大型科技平臺企業。數字經濟快速發展不是不讓國有企業進入,不是企業的所有制結構不平衡,而是國有企業沒有相應的機制來適應這種競爭的市場環境。這也導致了政府對民營經濟制有制認知上的誤判。

政府對所有制結構的認知,儘管在文件中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基本原則,但政府的認知仍然停留在改革初期國有製爲主、民營企業爲輔的認知觀念上,認爲民營企業能夠做的,國有企業可做得更好,特別是從十幾年前提出「新國企」概念的時候開始,就認爲只要引入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同樣會是高效的。但實際上,對於這個問題,在30年前中國理論界就有清楚明確的結論。只要站在人的本性這個基點來分析上,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的激勵約束機制(或企業治理機制)是根本無法比擬的。國有企業是一種多重委託代理關係,希望建立一種制度讓代理人來追求委託人的利益及保護委託人的利益。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華融賴小民、中鐵的劉志軍等等大貪污都是最好案例,而且這種情況在中國國有企業裡比比皆是)。民營企業的激勵約束機制則完全不同,其產權制度則界定得清清楚楚,其利益分配機制完全由生產要素對企業的貢獻來決定,有清楚的完全的激勵約束機制。兩者經營業績當然是軒輊相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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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政府對所有制認知的誤判下,政府出臺的政策及政策實施都會帶上「國進民退」的傾向性,向國有企業注入大量實體資源及政策性資源,反之會以市場監管及市場治理的方式來限制民營經濟發展。這不僅導致了假央企的出現,也導致了一部分民企「棄實體玩金融」,或躺平、守攤子,或資本外逃等現象。這些問題的出現,儘管有民營企業自身存在的原因,但更多的是與政府對所有制認知的誤判導致的過度監管有關。如在市場準入、融資待遇、工業標準、市場監管等方面,對民營企業實行差異性的待遇,加上有些地方政府不恰當的「查原罪」等等。這不僅嚴重挫傷民營企業創新的積極性,也嚴重改變了民營企業的預期和行爲方式,讓民營企業的投資預期全面轉弱。可以說,如果政府不能從所有制的認知誤判入手,用公平公正的經濟政策堅決消除假央企的現象,民營企業的預期轉弱並不容易調整。而民營企業的預期轉弱,既是一個短期問題,也是一箇中長期問題;既影響居民的就業與消費,也影響整個經濟的穩增長。這是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不容易化解的困局。

(作者爲青島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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